一、关于建立“高质量、高价格”国内农产品价格体系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下发两个1号文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问题，历来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工作重点。但粮食生产多年来一直未能走出“多了多了多，少了少了少”怪圈，其他重要农产品的情况也基本类似，这就需要从政策层面和机制方面找原因。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在较长时间内仍将面临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农业人口比重也势在必行。日本和韩国同属“水稻文明”，同属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些成功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和韩国工业化、城镇化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是：保持、维护了一个较高的国内农产品价格体系。比如十几元人民币一斤大米、一百多元人民币一个西瓜。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不仅调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在全社会培养了爱惜食物的良好风尚。所以，我国也应当逐渐建立粮食等重要农产品适度国家储备规模下的供需紧平衡机制，促使农产品价格逐渐上涨到一个合理水平。我国农产品价格在1996年达到高峰后，近十年来虽有波动，但尚未超过1996年历史最高水平。而从1995年－2004年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从5500元提高到16024元，上涨191%，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实现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需紧平衡是逐步形成较高农产品价格体系的前提条件。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实现：其一，加大进出口调控力度，丰年多出口，欠年适当进口，保障适度的储备规模。其二，鼓励农民从高产向优产方向调整种植结构。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有”的问题，下一步应着力解决“好”的问题。严格地说，优质和高产不可能并存。现在生猪、家禽、淡水鱼类基本上是饲料喂养的，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却下来了，很多激素、转基因东西被我们大量食用，其对人身体的危害，不是短时间可以完全反映出来的。我们传统饮食文化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追求色香味，却不注重食物营养结构，忽视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安全；另一个不好的习惯是大量浪费食物。所以，农业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应向鼓励农民种养植绿色、无公害、环保的产品方向发展；从追求“量”向追求“质”的方向转变，更加关注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安全，不应再鼓励高产低质农产品上市。建议以建立一个“高质量、高价格”的农产品价格体系为目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价格政策。
　　当然，在农产品价格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应逐步提高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保证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

　　二、关于完善资源价格体系问题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是制约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除特别稀缺的资源如石油、水仍实行政府管制外，大部分资源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但我国资源价格的构成不合理、价格水平偏低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资源耗费量越大，环境污染问题越严重。不论是能源消耗排放的有毒气体、粉尘，还是其他矿产资源采掘、冶炼形成的对环境和水的污染，可谓触目惊心。
　　一个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合理补偿标准（或者体现为合理的价内资源税）；其二，资源开采、运输、使用过程中的各项成本（直接成本）；其三，资源消耗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环境成本）。可以表述为：资源价格=资源税+资源直接成本+环境成本。比如现在水价中就包括水资源费、供水成本和污水处理费用三项。尽管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目前还没有完全征收到位，但这种定价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石油、煤炭和其他由市场形成价格的矿产资源就没有遵循这一定价思路。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相当严峻的。比如对资源的过度开采，由于资源税征收不到位导致某些行业（企业）获取超额级差收益，不仅对形成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起了负面作用，而且不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不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价格体系不完善，资源价格偏低，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是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利用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价内足额开征资源税，把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计入资源价格中已经刻不容缓。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资源价格构成中税、价的合理比重问题。比如欧盟的成品油价格（无铅97#汽油），各国基本一致核定在每升1欧元左右。其中60%为税，40%为经营者收入。国际油价上涨时，政府相应调低税收比重，增加经营者补偿成本的比例；反之亦然。如果这种机制建立起来，成品油价格的监管就可以由现在直接面向消费者定最终零售价，改为核定补偿企业收入的比重，使成品油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政府征收的税收不仅可以用来建立石油储备制度，而且可以用来治理环境污染、补偿资源的开采成本。
　　资源价格中税价比重合理之后，还有一个在区域之间合理分配和调节使用的问题。比如三峡工程竣工投产后，治理水污染的问题就非常突出。如果重庆及其上游地区污水处理不达标直接排放，就可能使整个三峡库区变成一个大污水盆。重庆及其上游地区经济欠发达，仅靠重庆市征收污水处理费来治理整个长江三峡的污染可能力不从心。可行的办法是将下游6省1市等受益地区征收的污水处理费适当调节一部分由重庆等上游地区使用。这就需要国家出台统一的价格政策。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已经非常迫切。